10月28日，正于家中写稿，惊闻徐老前晚逝世的消息。毫无准备的，心里一震，手中的活儿却没有停下。知道徐老是寿终正寝，知道他留下了“三不”的遗嘱，却想不起来，我有多久没有见过这位老人了。

手头拿起龙应台的一本《目送》，里面写父亲的逝、母亲的老、儿子的离……百转千回。端坐在原位，慢慢慢慢地翻着书，一股淡淡的、淡淡的悲戚从心底缓缓浮了上来，眼眶润湿。也许，这样的慢半拍才是我正常的反应。我要慢慢开始属于我自己的回忆了，虽然这回忆不那么具象，没那么复杂，也并不显得很多。

确切的说，我一直是叫他徐爷爷的——从儿时起一直叫到现在年届不惑。因为祖辈间的友谊，从我出生起，就认识了他和侯奶奶。至今，在我最为珍视的一本厚厚的手工相册里，绝大部分都是徐爷爷给我及家人拍摄冲洗的黑白照片。这些照片记录了我从出生到成长的幼儿时代，记录了从小带着我的爷爷奶奶对孙辈的呵护和爱——那是我来到这世上的第一份宝贵的影像纪念啊。

大了以后，听奶奶讲起两家的机缘。1943年3月，在延安中央医院的产科病房里，有两个临床的待产妇女，一个是我奶奶，一个就是侯波。她们因此而结识，我的父亲和他们的大儿子前后脚出生。因了这层关系，两家渐成好友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们的家安在北太平庄新影厂宿舍，我奶奶也在离他们不远的新街口积水潭医院里安了家。就这样，从延安到北京，两家人的距离越走越近。我是多么幸运，自从一出生，就由徐爷爷来给我拍日常生活照。后来，两家人在一起时，常会回忆起当年往事，提到我爷爷做得一手好菜令他们余味绕喉，念念不忘。可惜爷爷1976年因病故去，否则我们见面的机会可能还会多一些吧？

有时想想，是我太疏忽了。作为晚辈，我对二老其实并不了解，从来没问过、甚至没想到过他们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？只知道他们和我奶奶一样，都曾在主席身边工作过。孩子总是要一天天长大，而他们也一天天在变老，但是基本上每年，两家人都会见上一两次。有时是二老趁着看病的机会到家里来看望奶奶，顺手带些极家常的小米、红酒之类东西；有时是奶奶带我去二老家，说上些话，也不久坐，半个下午就走。每次去，也只是带些家里现成的茶叶、黑木耳或是一件小巧的工艺品，最贵重的一次不过是我去澳州给她老人家带回的羊绒毯。奶奶每次去都是下午3点左右，连电话也不让我打一个，可能是不想让他们心里惦记睡不好午觉吧；也不管是不是逢年过节，只要我有空，想着好久没见了就去见见而已。我想这种相互的探望已经成为一种习惯，无非是彼此见到就心安罢了。

再后来，我结婚了。于是每年，奶奶就带着我和老公一块去看望二老。记得二老曾把我和老公的手拉住，连连说“好”，还工工整整写了幅字送给我们，祝我们白头偕老，充满了长辈对晚辈的慈爱。

2002年底，我到中国摄影家协会所属媒体工作。直到在年底举行的换届选举上，我才惊讶的发现，原来我那么“熟悉”的徐爷爷竟然是这个协会的前几任主席！年龄相隔半个多世纪的祖孙辈竟然成了同一个单位的人！这又是怎样的机缘巧合啊！当他看到我时，也惊喜得很，“我们的小孙女现在成了大记者呀。”他用他那双曾给我拍了无数张照片的手紧拉住我，告诉我要好好干、要努力工作，让我转达对奶奶的问候。以后每次和奶奶见到他，他都会说，“我总在报纸上看到小孙女的文章，写的很多、文笔很好呢。”

就这样，我见二老的次数倒比我奶奶多了起来，有时是在影展和活动上，有时是在和协会领导去家里探望他们的时候。奶奶的腿脚渐渐走不动路了，每次都会听我来发布徐爷爷和侯奶奶的动态，办影展啦，得奖啦，照片拍卖啦……反正总会比以前听到的消息多——因为他们在一起时，似乎也从来没谈过彼此工作上的事。看得出来，奶奶每次都很高兴听到二老的消息，听了也不多说什么。我知道，作为老友，只要知道他们身体还好，还有精力外出参加活动就是最大的喜讯了。

这一次，我还是没有想到，会由我来发布徐爷爷去世的消息。只是，我没有直接告诉奶奶，只打长途让家人转告。我可以想象，但是却不能体会，一位也已88岁高龄的老人，在得知大自己几岁的又一个旧交故友离开这个世界，再也见不到了的时候，她的心还会不会安、能不能安？她是否也和我一样，有种淡淡的悲戚呢？其实我是知道的，奶奶和他们这些经历过大半辈子风风雨雨已到暮年之人，对待人事万物都是一辈子的淡然，正如徐爷爷留下的遗嘱一样：不举行遗体告别，不开追悼会，不设灵堂。

我很羡慕奶奶和二老之间这种淡淡的温情，甚至可以说是亲情。他们之间没什么轰轰烈烈，却如此温馨隽永。当他们干枯的手彼此握在一起，互道保重的时候，使人有一种岁月绵长，人间静好的感触。他们的这份情也使小小的我有幸得到了一份来自长辈的惠泽。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像龙应台一样，写出一篇百感交集又低徊婉转的《目送》来呀。人终有一死，但愿我们活着的人也能多一份这样的淡然，目送生命的来去，在记挂着你的人的心里，留下一片涟漪。

谨以此文，和您作别。